我捧起他的手，緊緊握住。淚水從我眼裡湧出來，我慶幸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。“謝謝你，爸爸。”

　　我們下車，坐進福特車。那是一輛“大都靈”。“海軍藍。”爸爸說。我繞着街區開，試試刹車、收音機、轉向燈。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，熄了引擎。“謝謝你，親愛的爸爸。”我說。我意猶未盡，想告訴他，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感動，我多麼感激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。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，“謝謝。”我隻是重複了一次。

　　他微微一笑，靠在頭枕上，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。我們什麼也沒說，靜靜坐在黑暗中，聽着引擎冷卻的“嘀嘀”聲，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。然後爸爸将頭轉向我，“要是哈桑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。”

　　聽到哈桑的名字，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。我把車窗搖下，等待那雙鐵手松開。畢業典禮隔日，我告訴爸爸，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注冊了。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，嚼着豆蔻子，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。

　　“我想我會主修英文。”我說，内心忐忑，等着他的回答。

　　“英文？”

　　“創作。”

　　他想了想，啜他的紅茶，“故事，你是說，你要寫故事？”我低頭看着自己的雙腳。

　　“寫故事能賺錢嗎？”

　　“如果你寫得好，”我說，“而且又被人發掘的話。”

　　“被人發掘？機會有多大？”

　　“有機會的。”我說。

　　他點點頭。“那你在寫得好和被人發掘之前準備幹什麼呢？你怎麼賺錢？要是結婚了，你怎麼撐起自己的家庭？”

　　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，“我會……找份工作。”

　　“哦！”他說，“哇！哇！這麼說，如果我沒理解錯，你将會花好幾年，拿個學位，然後你會找一份像我這樣卑微的工作，一份你今天可以輕易找到的工作，就為渺茫的機會，等待你拿的學位也許某天會幫助你……被人發掘。”他深深呼吸，啜他的紅茶，咕哝地說着什麼醫學院、法學院，還有“真正的工作”。

　　我臉上發燒，一陣罪惡感湧上心頭。我很負疚，我的放縱是他的潰瘍、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換來的。但我會堅持自己的立場，我決定了。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。這是最後一次了，我咒罵自己。

　　爸爸歎氣，這一次，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裡。

　　有時，我會開着我的福特，搖下車窗，一連開幾個鐘頭，從東灣到南灣，前往半島區【東灣（EastBay）、南灣（SouthBay）和半島區（Penisula）均為舊金山城區】，然後開回來。我會駛過弗裡蒙特附近那些縱橫交錯、棋盤似的街道，這裡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，住在破舊的平房裡面，窗戶破損；這裡的舊車跟我的一樣，滴着油，停在柏油路上。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栅欄圍起來，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着玩具、汽車内胎、标簽剝落的啤酒瓶子。我駛過散發着樹皮味道的林陰公園，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，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。我開着這輛都靈，越過羅斯・阿托斯的山丘，滑行過一片住宅區，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，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，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開，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。這裡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仆人住的。

　　有時候，在星期六我會早起，朝南開上17号高速公路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克魯斯。我會在舊燈塔旁邊停車，等待太陽升起，坐在我的轎車裡面，看着霧氣在海面翻滾。在阿富汗，我隻在電影裡面見過海洋。在黑暗中，挨哈桑坐着，我總是尋思，我在書上看到，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，那是不是真的？我常常告訴哈桑，有朝一日，我們會沿着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，讓我們的腳陷進沙裡，看着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。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，我差點哭起來。它那麼大，那麼藍，跟我孩提時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。

　　有時候，夜幕初降，我會把車停好，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。我的臉壓着護欄，極目遠望，數着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，寶馬，紳寶，保時捷，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，在那兒，人們開着俄國産的伏爾加，破舊的歐寶，或者伊朗出産的培康。

　　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，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歎不已。高速公路之外，還有高速公路，城市之外還有城市，山脈之外還有峰巒，峰巒之外還有山脈，而所有這些之外，還有更多的城市，更多的人群。

　　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，早在鄉村被燒焚、學校被毀壞之前，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布、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，對我來說，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，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繞之城。

　　美國就不同了。美國是河流，奔騰前進，往事無人提起。我可以進這條大川，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，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，帶往沒有鬼魂、沒有往事、沒有罪惡的遠方。

　　就算不為别的，單單為了這個，我也會擁抱美國。

　　接下來那個夏天，也就是1984年夏天――那年夏天我滿21歲――爸爸賣掉他的别克，花了550美元，買了一輛破舊的1971年出廠的大衆巴士，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，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。那天下午，巴士轟鳴着駛進街道，“突突”前往我們的停車場，鄰居都把頭轉過來。爸爸熄了火，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。我們坐在座椅上，哈哈大笑，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，還有，更重要的是，直到我們确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，這才走出來。那輛巴士是一堆廢鐵的屍體，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，光秃秃的輪胎，彈簧從座椅下面露出來。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，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，實際上，那個家夥沒有說謊。

　　每逢星期六，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。他穿衣的時候，我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，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。我們設定線路――先到弗裡蒙特、尤甯城、紐瓦克和海沃德，接着是聖荷塞、米爾皮塔斯、桑尼維爾，如果時間許可，則再去坎貝爾。爸爸開着巴士，喝着保溫杯裡面的熱紅茶，我負責引路。我們停在車庫賣場，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。我們搜羅舊縫紉機，獨眼的芭比娃娃，木制的網球拍，缺弦的吉他，還有舊伊萊克斯吸塵器。下午過了一半，我們的大衆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貨。然後，星期天清早，我們開車到聖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場，租個檔位，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：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，或者五盤四元；一台花十元買來的破舊辛格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讨價還價，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。

　　到得那個夏天，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塞跳蚤市場占據了一整個區域。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樂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，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：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家夥打招呼，請他吃一塊土豆餅或一點什錦飯，你要跟他交談。要是他家死了父母，你就好言相勸；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聲恭喜；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，你就悲傷地搖搖頭。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，因為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、以緻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家夥。

　　在那些通道裡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。跳蚤市場是這樣的地方，你可以喝綠茶，吃杏仁餅，聽人說誰家的女兒背棄婚約，跟美國男友私奔去了；誰在喀布爾用黑錢買了座房子，卻還領救濟金。茶，政治，醜聞，這些都是跳蚤市場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備的成分。

　　有時我會看管攤位，爸爸則沿着過道閑逛。他雙手莊重地放在兇前，跟那些在喀布爾認識的熟人打招呼：機械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，過道兩邊是原來的外交官、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。

　　1984年7月某個星期天清早，爸爸在清理攤位，我到販賣處買了兩杯咖啡，回來的時候，發現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紀、相貌出衆的先生說話。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後面的保險杠上，緊鄰裡根和布什競選1984年總統的宣傳畫。

　　“阿米爾，”爸爸說，示意我過去：“這是将軍大人，伊克伯・塔赫裡先生，原來住在喀布爾，得過軍功勳章，在國防部上班。”

　　塔赫裡。這個名字怎麼如此熟悉？

　　将軍哈哈幹笑，通常在宴會上，每當重要人物說了不好笑的笑話，人們就會聽到這樣的笑聲。他一頭銀發整齊地梳向後面，露出平滑的黃銅色前額，濃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。他身上聞起來有古龍水的香味，穿着鐵灰色的三排扣套裝，因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，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懷表的金鍊子。

　　“這樣的介紹可不敢當。”他說，他的聲音低沉而有教養。“你好，我的孩子。”

　　“你好，将軍大人。”我說，跟他握手。他的手貌似瘦弱，但握得很有力，好像那油亮的皮膚下面藏着鋼條。

　　“阿米爾将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作家。”爸爸說。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。“他剛念完大學一年級，考試門門都得優。”

　　“是專科學校。”我糾正他。

　　“安拉保佑。”塔赫裡将軍說，“你會寫我們國家的故事嗎，也許可以寫寫曆史？經濟？”

　　“我寫小說。”我說着想起了自己寫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筆記本裡面那十來個故事，奇怪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。

　　“啊，講故事的。”将軍說，“很好，人們在如今這樣的艱苦歲月需要故事來分散注意力。”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，轉向我。“說到故事，有一年夏天，你爸爸跟我到賈拉拉巴特去獵野雞，”他說，“那次真叫人稱奇。如果我沒記錯，你爸爸打獵跟他做生意一樣，都是一把好手。”

　　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擺在我們的帆布上一把木制網球拍。“有些生意而已。”

　　塔赫裡将軍露出一絲禮貌而哀傷的微笑，歎了口氣，輕輕拍拍爸爸的肩膀。“生活總會繼續。”他把眼光投向我，“我們阿富汗人總是喜歡誇大其詞，孩子，我聽過無數人愚蠢地使用‘了不起’這個詞。但是，你的爸爸屬于少數幾個配得上這個形容詞的人。”這番短短的話在我聽來，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轍：用的場合太多了，閃亮得有些造作。

　　“你在奉承我。”爸爸說。

　　“我沒有。”将軍說，他側過頭，把手放在兇前表示尊敬，“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們父親的優點。”他轉向我，“你崇敬你的爸爸嗎，我的孩子？你真的崇敬他嗎？”

　　“當然，将軍大人，我崇敬他。”我說，要是他别叫我“我的孩子”就好了。

　　“那麼，恭喜你，你已經快要長成一位男子漢了。”他說，口氣沒有半點幽默，沒有諷刺，隻有不卑不亢的恭維。

　　“親愛的爸爸，你忘了你的茶。”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。她站在我們後面，是個身材苗條的美人，天鵝絨般的黑發，手裡拿着一個打開的保溫杯和一個塑料杯。我眨眨眼，心跳加快。她的眉毛又黑又濃，中間連在一起，宛如飛翔的鳥兒張開的雙翅，筆挺的鼻子很優雅，活像古代波斯公主――也許像拓敏妮，《沙納瑪》書中羅斯坦的妻子，索拉博的媽媽。她那長長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對望了一會兒，移開了視線。

　　“你真乖，我親愛的。”塔赫裡将軍說，從她手裡接過杯子。在她轉身離去之前，我見到她光滑的皮膚上有個鐮狀的棕色胎記，就在左邊下巴上。她走過兩條通道，把保溫杯放在一輛貨車裡面。她跪在裝着唱片和平裝書的盒子中間，秀發傾瀉在一旁。

　　“我的女兒，親愛的索拉雅。”塔赫裡将軍說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看來想換個話題了，他掏出金懷表，看了看時間。“好啦，到時間了，我得去整理整理。”他和爸爸相互親吻臉頰，用雙手跟我握别。“祝你寫作順利。”他盯着我的眼睛說，淺藍色的雙眼沒有透露出半點他心裡的想法。

　　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，我總忍不住望向那輛灰色的貨車。

　　在我們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來了。塔赫裡，我知道我以前聽過這個名字。

　　“是不是有過關于塔赫裡将軍女兒的流言蜚語啊？”我假裝漫不經心地問爸爸。

　　“你知道我的，”爸爸說，他開着巴士，在跳蚤市場出口長長的車隊中緩慢前進。“每當人們說三道四我都會走開。”

　　“可是有過，是嗎？”我說。

　　“你為什麼要問呢？”他猶疑地看着我。

　　我聳聳肩，擠出微笑：“好奇而已，爸爸。”

　　“真的嗎？真是這樣嗎？”他說，眼光露出一絲狡狯，看着我的眼睛，“你該不是對她有意思了吧？”

　　我把眼光移開，“拜托，老爸。”

　　他微微一笑，驅車離開跳蚤市場。我們朝680公路前進。有那麼一會兒，我們并沒有說話。“我所聽到的是她有過一個男人，而且事情……不是太好。”他神情嚴肅地說，好像跟我說她得了乳癌一樣。

　　“哦。”

　　“我聽說她是個淑女，工作賣力，待人也不錯。但自那以後，再也沒有媒人敲響将軍的家門。”爸爸歎氣，“這也許不公平，但幾天内發生的事情，有時甚至是一天内發生的事情，也足以改變一生，阿米爾。”

　　那晚我輾轉反側，老想着索拉雅・塔赫裡的鐮狀胎記，想着她那優雅的筆挺鼻子，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對望的情景。我的思緒在她身上遲疑不肯離去。索拉雅・塔赫裡，我的交易會公主。